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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永坤：《不成文宪法研究的几个问题》，《法学》2011年第3期。

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被梁启超称为中国进化历史新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式拉开帷幕的。

亚卢者，拥抱人权之亚洲卢梭是也。近代人权的三种形态对当代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仍然有深刻影响。资本主义列强的东侵将这一王朝循环周期打断了，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出现了龚自珍、魏源、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以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语），先后鼓吹经世致用、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士大夫知识分子，维新派志士正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第四类用法表明，人人自主之权是否实然拥有，受到道德品格和经济地位、社会义务等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制约，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显示出人权与道德之间剪不断的关系，也暗示着必须铲除有碍人权实践的旧道德而树立与人权相适应的新道德。人权的闸门一经康、梁、严、谭等人打开，新思想的潮流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864年，丁韪良主译《万国律例》，以权利译right,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话语，随之而来的便是人权。绅权的不断扩张贯穿于从立宪派鼓吹和推动维新改革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乃至辛亥以后的相当长时期这一曲折而又连绵的历史过程。这种新兴权利，所指称的就是在权利主体及其范围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权利客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致体现为权利客体的承载物即客体物的范围的扩展或者缩减，从而形成的法律权利样态。

比如，基于团体成员的特殊身份所具有的权利，作为合法的特定俱乐部的成员所具有的权利，在某个小区居住从而作为业主之一所具有的权利，以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在发包人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实际施工人对于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工程原始发包方所具有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新兴权利。辩论以权利，不是以利益的措词来表达，对事实、准则和‘法律进行辩论。(2)其内容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性。这种新兴权利，所指称的就是在既有和现有的所有法律权利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类似权利样态，即，对于这类权利来说，不仅权利主体是崭新的也就是特别地为法律所独立确认的，而且权利客体以及客体物也是崭新的或者说特别地给予法律确认的。

）3．由剩余或空白权利中推定应有权利。同样，1997年我国国务院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相应地1999年6月和8月先后实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和林业部分确立的植物新品种发明人对于植物新品种的新品种权。

……第七，法律权利的真正作用、真正目的指向是对权利主体以外的他人的行为的禁止、约束。这种潜在的原始权利或人权不可能为法律所穷尽。这类法律权利从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来说，与纯粹的新兴权利非常相似，其主体与客体都是以前的既有和现有的权利所没有涵盖或者指涉的，之所以不将其归入纯粹的新兴权利之中，而单独地以境遇性新兴权利来称谓，是因为这种境遇性新兴权利本身非常特殊，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无论是就权利主体而言还是就权利客体而论，都是法律特别地给予了明确的合法存在的条件或者期限附加的，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而只是具有特殊意义上的普遍性。高利红：《动物的法律地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前面已经谈到，从最直接的动因来看，任何社会的任何性质和类型的新兴权利，都必然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的事实，而同时这也将使社会主体本身多元化。在一个有关土地的案件中，原告将是浪费时间如果他说他需要该块土地是为了要办企业或盖住房或因为他喜欢那块地。余凤高：《西方性观念的变迁》，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9]第二，以空间为标准，在中国的法律地域范围之外早就存在而在中国的法律地域空间之中过去尚未存在，而在后来的中国法律中通过相应的具体条文明确地规定或者隐含地规定的法律权利，也是我们所说的新兴权利。

[18](P378-385)总之，基于利益诉求的任何权利诉求如果要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认可并被制度化从而成为法律权利，必须在社会意义上保持其政治无害性—即不破坏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和不因此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尤其是不能导致社会秩序背后的价值和原则的混乱，这一点相当关键。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比如，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职工所享有的提前一个月通知雇主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劳动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就属于在充分满足这个条件情况下所产生的新兴权利。相反，它是而且仅仅只是用以描述我国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某些具体权利诉求和权利主张现象的一个松散的概念。

再比如，购买彩票（比如各种名称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并通过摇奖而获得各种等级的奖金的权利，在当代中国也属于这种境遇性的新兴权利。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也就是新兴权利不断展现、不断为人们了解和熟悉并加以生活实践从而隐去其新，同时另一些新兴权利一个又一个相继接续现身从而又开启一个又一个同样的去新并羽化成熟为法律权利的过程。新兴权利的产生在根本上乃是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而新兴权利与旧有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不仅始终贯穿于法律权利实践的始终，而且彰显着权利发展的真实样态。这种新旧权利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权利实践与权利发展的正常现象和常规方式。[英]杰佛瑞•威克斯：《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宋文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我国，权利推定也是权利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和途径，这其中当然地也就包含着新兴权利的合乎逻辑地产生。

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任何新兴权利产生的常规方式和途径，在当代中国，这也是新兴权利得以产生的主导性的方式和途径。[美]坦娜希尔：《历史中的性》，童仁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经典的权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衍生出许多新的具体的权利问题，而新的社会关系要求在权利大家族中添列新的成员，新兴权利与日俱增。而当我们对于这些法律权利刚刚有所把握的时候，不经意间，又有一些我们未曾识见的法律权利悄然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间。

莽萍、徐雪莉编：《为动物立法：东亚动物福利法律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纯粹的新兴权利。

而这样的学术工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宏观上对于我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各种新兴权利进行整体描述与大致归类，并一般地探究其共性。樊松娟：《生物技术法律制度研究综述》，载易继明主编：《中国科技法学年刊》（2006年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拥军：《性权利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比如，因购买国债而成为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本来就属于一般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但就我国情况而言，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正式以法律的方式制度化地发行国债，因此，因购买国债而成为债权人从而所享有的权利，我们也将其归入新兴权利之列。

周汉华主编：《域外个人数据保护法汇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就形式标准而言，在当代中国，所谓新兴权利，大体上主要是指如下两种意义上的所谓新的权利：第一，以时间为标准，在中国既定的法律制度中，凡是过去在中国的法律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权利而在新的法律文本中明确规定或者隐含地包含着的法律权利，就是所谓的新兴权利。

同样，所谓安乐死的权利，上市公司职工购买内部股的股权，我国单位职工集资建房的房屋产权，我国经济困难职工和居民购买经济适用房所具有的相应权利，等等，也都属于这类新兴权利。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学理上正在加以总结的可能的学术概念。

但权利话语广泛的社会普及所可能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权利的神圣性与严肃性在这种普及性的权利话语的言说中被有意无意地消解或者媚俗化。王迁：《论基因歧视及其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类法律权利，实际上就是最典型、最标准的新兴权利。……第三，法律权利所表示的行为正当性—不可侵犯、不可阻碍性—来自于社会成员们的确认和国家的确认。其次，社会其他成员们称一种行为是权利时，其态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社会成员们的普遍性赞同、同意的评价态度。[11]参阅倪正茂、陆庆生等：《生命法学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但是，这一主题本身的确又是非常复杂和比较困难的一个主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使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对这一主题的探究也必须要结合各个具体法律部门的具体的新兴权利发展的客观事实来进行，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比如，我国相关法律实践所确认的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通过对生者名誉权的保护而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以及进一步的比如妈妈在怀孕期间受到击打等伤害而致使胎儿在出生时就明显地表现出受到了伤害例如残疾，从而所享有的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形。

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刘长秋、刘迎霜：《基因技术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更不用说诸如非洲之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从整体上看，不仅在传统上就比较缺乏权利的观念和意识更缺乏相应的法律权利制度，而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前半期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改变。司景辉：《动物的权利抑或人类的义务》，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